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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前干票大的，被抓了也能很快放出来”，这是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时的真实心理写照。年龄竟成了他们违法犯罪的“护身符”。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团伙化、低龄化、流动化趋势，一些未成年人在犯罪过程中努力学法并知法犯法，犯罪行为更加隐蔽复杂，而“抓了放、放了抓”的治理困境更凸显破解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年龄成了部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护身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从2021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图为相关漫画图

年龄成为计算犯罪成本的“密码”

17岁混迹社会，22岁起便对多名未成年少女实施奸淫，23岁公然组建“社团”，以胁迫、引诱、欺骗等手段逼迫未成年女性加入，并对其进行控制与侵害。据统计，受害未成年人竟多达百余人……

出生于1995年7月的广东“黑老大”周某，已于2024年7月被依法执行死刑。这起案件的详情，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公布的一份刑事裁定书。

周某的所作所为让未成年人犯罪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近期警方查处的多起未成年人涉案案件中，既有流窜作案的“撬车党”“偷窃团”，也有强迫、招募未成年人从事卖淫、有偿陪侍等违法活动的犯罪团伙。令人忧心的是，部分未成年人明知自身行为违法，却抱着“成年前干票大的”的侥幸心理，刻意“踩线作案”。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赵鑫爽表示，“盗窃门店”和“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的多数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并存在成年人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盗窃的现象，未成年盗窃团伙往往分多次、每次小金额盗窃同一车辆内的财物以躲避刑事处罚。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近期一份判决显示，宋某、廖某、游某等5人以“花场”上班得高薪为诱惑，组织10多名未成年女孩在云南、广东等地的娱乐场所从事有偿陪侍。办案人员介绍，这些未成年女孩在“花场”、KTV进行走秀表演，客人喜欢哪个女孩可以购买花环进行打赏，并邀请她们下台陪酒聊天，其间有搂抱等亲密接触行为。法院对组织者依法进行了刑事处罚，而参与有偿陪侍的未成年人因为符合相关规定被免于处罚。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未达法定年龄免于处罚，成了一些犯罪分子计算犯罪成本的“密码”。据办案人员介绍，一些团伙反复研读法条以规避重罪，或刻意将暴力行为控制在“轻伤二级”以下，有的甚至总结出“兵法”。如：“14岁和16岁是个坎，过了坎，要么只干‘小活’，要么退到幕后当‘导师’，就不会进局子。”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称“只要不犯大错，公安、检察院也拿我没办法，就算抓进去很快也得给我放出来”。

山东省安丘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磊分析，家庭教育缺失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犯罪嫌疑人主要来自父母离异、残疾困难、农村留守等家庭。受访公检法干部表示，因在学校表现不佳，通过休学、签订协议保留学籍离校等方式走向社会，增加了犯罪几率。

一些“问题少年”踩在违法犯罪的“边线”上，图为相关漫画图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三大难点

——未成年人跨区域结伙流窜盗窃案件增长趋势明显。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未成年人实施盗窃罪依旧高居榜首。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最多的为盗窃罪33519人，占2024年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主要罪名分布情况的33%。

济南市商河县公安局2023年连续打掉16个未成年人跨区域结伙流窜盗窃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破获案件142起。商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民警介绍，一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实施盗窃犯罪背后多有成年人教唆，他们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犯罪经验。嫌疑人交叉结伙流窜外地，地域性特征显著，作案手段、反侦查意识也在不断进化升级。

——新业态监管相对滞后，监管机制不健全。近年来，电竞酒店、网约房等新业态迅速发展，部分经营场所落实国家相关规定不力，未成年人违规进入，导致其沉迷游戏、恶习“交叉感染”。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检察院查办的一起案件中，六盘水市两名未成年人流窜至汇川区，用成人身份证入住一家电竞酒店后，拆卸房间内两张显卡变卖。该案涉案金额虽仅6100元，但暴露出三重问题：辖区电竞酒店普遍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现象，部分场所未成年人留宿率高达30%；异地涉罪少年因户籍问题帮教无门；家庭教育严重缺失。

——“抓了放，放了抓”是最核心的治理难题。济南市公安局济阳区分局分析发现，在已查处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首次违法人员占67.6%，两次及以下人员占84%。受访公检法干部表示，目前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文法在实体和程序上始终坚持和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教育效果有待提升，部分未成年人陷入“抓—放—抓”循环。

在已查处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首次违法人员占67.6%，两次及以下人员占84%，图为手铐（网络图）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宋丹认为，当前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或治安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多采取训诫、罚款等措施，矫治、改造的实效性不强，分级干预措施有待加强。

“防帮治”协同推进系统治理

做好源头防范。王磊谈到，针对多发类型的犯罪案件，需要迅速开展调研、摸排掌握犯罪特点和规律，建立高危人员数据库，及时安排专项打击工作，依法惩治幕后唆使者和主谋，从唆使、盗窃、收赃全链条打击。同时，及时排查旅馆、网吧、洗浴等场所，取缔收赃窝点，铲除未成年人犯罪滋生的土壤。

注重打击后续工作。多名受访检察官认为，当前联合矫治机制欠缺，导致高危未成年人容易“由小恶积大恶”。部分地方公安、教育、文化、司法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的联动机制尚不健全，一些地方专门学校未建立或已有的发挥作用有限，导致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对此，应加快建设专门学校，对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进行集中矫治。对达不到责任年龄的嫌疑人，除了进行行政处罚外，办案单位要健全“预警—干预—观护—回归”全流程工作机制，常态化跟踪帮扶。

去年8月，山东省安丘市建立“安馨家园”青少年观护中心，整合公、检、法、教等9部门和社会志愿力量，对存在严重不良行为、危害社会程度尚未达到送专门学校的人员，进行思想、行为和心理的集中观护矫治。截至今年9月，共有156人次参加观护，其中76名学员重返校园、33名学员稳定就业。今年前9个月，安丘市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警情、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9%、45%。

探索社会综合共治。山东省临朐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王世东建议，妇联、团委、司法等部门齐抓共管，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岩等人建议，动员法律、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高校教师及社会志愿者，对学生家长、青少年进行面对面或者网络帮扶，多举措推进对特殊家庭、“问题少年”的关心关爱和管理教育。

来源：李黔渝、王志、高爽/@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