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电影记者 姜黎黎 报道首次登录送91元红包

2025年12月21日，随着越南检察机关向河内市人民法院正式提交公诉书，一起时间跨度超六年的食品安全腐败大案，在越共十四大开幕前夕被曝光在公众面前。

首批被起诉的，包括越南卫生部食品安全局最近两任局长，以及他们的亲属、下级官员、行贿企业主等，共55人。2018年到2024年，这些官员在食品安全相关文件的审批过程中明码标价、“吃拿卡要”，瓜分受贿款超千亿越南盾。

2022年以来，越南反腐败斗争不断曝出牵涉政府高层乃至国家领导人的大案。相比之下，此番食品安全局腐败窝案，牵涉官员级别不算高，但时间跨度、腐败形式、对公众的影响，都引起越南舆论高度关注。在被越南公安部反腐败调查人员抓捕前，该犯罪团伙已经发放涉及实质性伪造内容的功能性食品（保健品）注册文件1万余份，“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越南官方媒体《先锋报》援引法律专家的话说，卫生部食品安全局已经沦为“犯罪窝点”，这表明越南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从法律制度、执行机制到权力监督，三大环节“均已失效”。目前，该案定于2026年1月5日开庭审理，其中32名被告将被以受贿罪起诉，最高可能被处无期徒刑。

越南食品安全局前局长阮清峰 图/越南《先锋报》

红包先行，劣质保健品“开绿灯”

陈光海是一家越南公司的老板，主要从事替企业客户代办产品公告许可、检验证书等业务。2018年，越南政府发布第15号法令，明确生产销售保健品等产品的企业，必须向卫生部食品安全局申请获得产品注册证书。

陈光海开始帮企业“跑业务”，但他发现，提交的材料经常被食品安全局退回，有时要求修改或补充，有时整个申请被驳回，有时审批过程被不断延长。陈光海找到时任食品安全局副局长阮氏燕，对方直白地告诉他，食品安全局形成了一个“惯例”：每份文件都要拿出800万至10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100元至2700元）的“好处费”，具体多少取决于办理时长。

于是，从2018年到2024年，为办理574份保健品等产品注册文件，陈光海向食品安全局官员共行贿54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44万元）。

这是越南检察机关在公诉书中披露的一个小案例。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将这一切“制度化”的始作俑者，是2018年时担任食品安全局标准与检测部门负责人的黎黄。当年，政府15号法令颁布后，黎黄向时任局长阮清峰汇报称，一些企业主愿意为获取该局出具的注册文件而递红包，以“感谢在申请过程中提供的指导”。随后，在阮清峰的授意下，黎黄制定了受贿的具体“惯例”，并规定了“专家拿30％，官员拿70％”的受贿款分配细则。

越南《人民警察报》援引越南公安部反腐败调查人员披露的信息称，保健品生产企业往往急于将产品投放市场，但食品安全局的注册流程涉及保健品功效、剂量等，相关证明材料复杂，评估流程冗长，且部分标准为定性而非定量评估。这导致产品能否获批上市，最终取决于官员小团体的意志。

拿到产品注册文件，只是保健品企业在食品安全局过的第一道“关”。如果企业想在媒体上投放保健品、医用营养食品及儿童营养食品的广告，还必须在食品安全局获得一份“广告内容确认书”。在这个环节，时任局长阮清峰指派自己的副手陈越娥负责，陈越娥一开始制定的“好处费”规则是一份文件2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534元）。但这显著低于产品注册文件的“好处费”金额。于是，经过官员们的重新商议，广告确认书的“卖价”上涨到最高9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406元），大约相当于首都河内的人均月收入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陈越娥的另一个身份，是黎黄的妻子。夫妇两人经手了数千份送上“好处费”才通过的注册文件后，不仅没有“东窗事发”，还都得到提拔。黎黄调任卫生部预防医学司副司长，陈越娥则接替阮清峰出任食品安全局局长，直到2025年8月被捕。

就每份文件而言，这些官员索要的贿赂似乎“并不很多”，但事实上，需要经过食品安全局审批的文件种类繁多、数量很大，小团伙的资产也就聚沙成塔。

目前，已被起诉的行贿企业主有21人，公安调查人员还在继续核实另外150多名行贿对象涉及的问题。就目前已查明的受贿，调查人员确认陈越娥个人获利约8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10万元），黎黄获利约7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90万元），阮清峰的获利则高达44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200万元）。此外，还有不少贿赂款被他们放进单位的“小金库”。

越南媒体指出，更关键的是，为了每次几百万越南盾的贿赂，食品安全局官员们沆瀣一气，在六年多时间里发出了总计上万份保健品相关注册文件，这些文件大多基于虚假材料批准，“大多数企业”并未真的提供有效的科学证据以证明产品的有效性。

调查人员发现，有的流入市场的膳食营养品贴着“从欧美进口”的标签，卖给老幼及病人群体，但实际上原材料购自非法渠道，质量低劣，“有效成分含量低于标示的30％”。

“食品安全局的每一项专业决策都直接影响着数百万人的健康乃至生命。然而，为了谋取私利，该局部分领导和官员却协助将数千种来源不明的功能性食品投放市场。这不仅是一起腐败丑闻，更是严重的道德沦丧，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公众健康。”《先锋报》评论道。

陈越娥接替阮清峰出任食品安全局局长 图/越南快讯

陈越娥的丈夫黎黄 图/越南最高人民法院

关键部门，沦为“犯罪窝点”

随着食品安全局的腐败“盖子”被揭开，2025年7月，越共中央反腐败、反浪费、反消极指导委员会宣布，将“食品安全局疑似受贿案”纳入委员会直接监督指导范围。

越共中央反腐败、反浪费、反消极指导委员会是越南反腐败斗争的最高指导机构，两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苏林先后亲自兼任主任。在宣布委员会监督指导该案时，越共中央内政部副部长阮友东表示：“涉及人民生命健康的问题绝不能容忍，我们必须向这类犯罪宣战。”

图为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中），两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苏林，先后亲自兼任越共中央反腐败、反浪费、反消极指导委员会主任 图/视觉中国

除了责成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和检察机关依法追责、提起公诉，委员会还要求相关党政部门检查《食品安全法》及部门规章中的漏洞，如有必要就修改法律。

一个关键问题是：食品安全局为何拥有如此大的权力？2022年被揭露、最终导致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引咎辞职的核酸试剂腐败案，同样涉及企业向掌握审批权力的部门官员行贿，但是，行贿人需要买通科技部、卫生部多个司局及各省疾控中心负责人，才能实现目的。而在食品安全局腐败窝案中，整个腐败链完全在这一个部门的控制下。

据食品安全局官方网站文章《食品安全局成立史》披露，1995年以前，越南的食品安全审批监管工作，是由科技部、卫生部、农业部、渔业部等部门分类负责的，其中科技部监管食品商品质量，卫生部负责食品及添加剂的卫生问题。

为了解决各部门间的协调问题，越南政府明确由卫生部管理食品质量与卫生问题。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具体工作由卫生部内的预防医学司、国家营养研究所等部门共同负责，直到1999年，食品安全卫生质量管理司（后更名为食品安全局）成立，相关权力才集中到一个部门。

食品安全局网站上的另一篇文章披露，食品安全局成立之初，条件十分艰苦：租用国家营养研究所的库房办公，建筑“破旧不堪”，“经常被雨水淹没，员工不得不穿着靴子在房间里工作”，工作人员“两人共用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台电脑”。最初只有一辆旧车作为办公用车，领导出门需要自己打车。

然而，随着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得到重视，食品安全局的检测、审批工作也愈发重要。2006年，该局搬入独立的办公大楼。2011年，越南通过《食品安全法》；2012年开始，食品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越共中央书记处、政府总理多次直接就食品安全问题发布文件。食品安全局虽然仍隶属卫生部，但地位愈发特殊。2023年，胡志明市甚至组建了越南地方政府第一个单独建制的食品安全局。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食品安全局成为“犯罪窝点”。越南《人民警察报》透露，越南公安部反腐败调查人员在揭露该腐败案时，总结了诸多教训，其中明确提出：许多专业领域的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个人或部门手中”，且机构内部人员不轮换，导致官员与企业之间逐渐形成密切的利益关系。

如何杜绝关键部门成为“犯罪窝点”的现象？多家越南媒体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方面，要在食品安全许可的过程中明确从局长、副局长到审批专家的个人责任，建立产品上市后的检查制度，进行回溯处罚；另一方面，要应用数字技术，建立可追溯代码和公共数据平台，使各方能够对食品安全局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建议，正契合越共中央在2026年1月越共十四大前夕提出的未来改革方向。2025年，越南进行了“重整江山”的大规模改革，中央政府部门合并后减少5个部，越南国资委等直属机构被撤并；全国原有的63个省市减少为34个，撤销全部696个区级行政区，1万多个乡坊也被合并为3321个，地方实行“省—乡”两级体制。

在此背景下，很多部门的权力得到集中和扩张，也有很多权责因部门撤并而尚未厘清。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近日多次强调，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干部个人责任制度，严明纪律，“坚决淘汰腐败、浪费、推诿、逃避责任的干部”；另一方面要加快数字化治理转型，建立“数字政府”，“确保公开、透明、问责”。

12月11日，苏林在越共十三大以来反腐败、反浪费、反消极工作总结会议上表示，五年来，越南的反腐败工作成绩突出，“将各领域特别是勾结形成利益集团以牟利的许多狡猾腐败手段暴露在阳光下”。他还表示，在十三届越共中央任期内，越共中央一共处理了174名中管干部，“包括一些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同志”，其中66人已被刑事追责。

发于2025.12.29总第121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越南查处“食品安全腐败大案”

记者：曹然（caoran@chinanews.com.cn）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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